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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右旗史前玉器的发现及重要意义今时

发布时间:2019-09-29 15:04:13 阅读: 来源:压片机厂家

巴林右旗史前玉器的发现及重要意义

美丽而神奇的巴林草原,蕴含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珍,所出史前玉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风格,堪称中国史前玉文化的瑰宝。

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巴林右旗境内出土的史前玉器以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时期为主,其中尤以洪格力图和那斯台两处遗址所出玉器最具代表性,前者是兴隆洼文化时期单一墓葬内出土多件成组玉玦的唯一例证;后者是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出土红山文化玉器数量最多的一个地点,与辽宁牛河梁遗址遥相对应,成为研究红山文化玉器极其重要的资料。

洪格力图是一处积石冢性质的墓地,调查所获玉器共14件。由于共存遗物中缺乏陶器,为准确断定这批玉器的文化性质和年代增加了难度。从出土玉器的组合关系看,环状、璧状玉玦、长条形玉匕形器、玉管共出,与兴隆洼、兴隆沟和查海遗址出土玉器的组合关系相同,在红山文化玉器群中尚未见到正式发掘出土的玉匕形器。此外,与玉器共同出土的梯形斜弧刃石斧应属兴隆洼文化的典型石器之一。白音长汗遗址西侧山岗顶部清理出的7座积石冢性质的墓葬最初曾误断为红山文化,后来证实石棺墓内出有兴隆洼文化的筒形陶罐,未见红山文化的陶器或残片,最终认定白音长汗7座积石冢性质的墓葬应属于兴隆洼文化,这一研究结果目前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上述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证实,西辽河流域积石冢性质的墓葬应源自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时期得到了良好的承继和飞跃式的发展。再看洪格力图积石冢性质的墓葬及出土遗物,无疑应断定为兴隆洼文化。

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将我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推进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由此成为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开创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玉玦是兴隆洼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类,常成对出自墓主人的耳部,是世界范围内已知年代最古老的玉耳饰。兴隆沟遗址四号居室墓葬内发现的玉玦耐人寻味,其中一件玉玦出自墓葬填土内,另外一件玉玦嵌入墓主人的右眼眶内,此类用玉习俗在中国史前时期尚属首次发现,应起到以玉示目的独特作用。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内出土的红山文化陶塑女神头像,眼眶内嵌入圆形的绿色玉片,应看成是对兴隆洼文化以玉示目思想观念的传承和升华。洪格力图所见一座兴隆洼文化石棺墓内集中出土7件玉玦,虽然准确出土位置已被扰动,但从器体大小的排列顺序看,可确定为一组玉玦,显然不是作为耳部的装饰品使用的,应具有标志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的功能,可视为礼器。此类现象在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中尚属首次发现,极大丰富了对于兴隆洼文化玉器内涵的认识,是中国玉文化起源研究的重要实证材料。

那斯台遗址调查共采集、征集到红山文化玉器近百件,成为西拉木伦河北部出土红山文化玉器数量最多的一个地点。该遗址总面积约150万平方米,以红山文化遗存为主,同时包含少量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遗存。发现抹有白灰面的红山文化房址及围壕残段,应是红山文化时期高规格的中心性居住遗址之一。那斯台玉器群特征显著,尤以动物造型的玉器最具代表性,有些器类在其他红山文化遗址中至今未见。尽管这批玉器的原始出土位置已不清楚,但从调查结果看,能够明确出自居住址内,与牛河梁玉器出自墓葬内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为了解红山文化玉器的区域性差异提供了实证。那斯台遗址所出的玉猪龙、玉鸮、玉蚕等器类均选用岫岩透闪石玉精细雕琢而成,造型生动,极富神韵,均为红山文化玉器群中的上乘之作。

红山文化玉器的发现和研究在中国玉文化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红山文化玉器为代表,西辽河流域史前玉文化的发展进入鼎盛期,由此确立该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环太湖流域并列成为中国史前时期两大雕琢和使用玉器中心之一。第二,距今5500—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西辽河流域史前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人口迅猛增长,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分化加剧,等级社会出现,神权与王权合二为一的社会管理模式确立,红山文化晚期已经步入初级文明社会。牛河梁和那斯台等遗址所出红山文化玉器应视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象征和核心物质载体。第三,红山文化玉器的雕琢工艺和用玉制度对夏商周三代及后世玉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所发现的两周时期的贵族墓葬中经常发现红山文化风格的玉器,应视为红山文化玉器内涵延续和价值传递的重要表现。这里需要指出,C型玉龙和玉猪龙是红山先民的伟大创举,为中华龙的起源和崇龙礼俗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86年10月5日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我们这个学科奋斗的目标,可以概括为,第一是复原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第二是复原中华民族历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改变传统编写世界史的内容,为振兴中华、为世界的进步作出贡献”。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十年,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态势看,苏先生的论断具有令人信服的科学预见性。同时也应看到,伴随史前玉器出土数量的日益增多,玉器和玉文化的研究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研究方法日臻完善,各类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实现苏先生所提出的学科奋斗的两个目标的过程中,玉器和玉文化的研究显然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

2008年,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期项目中,红山文化玉器工艺纳入其中,笔者与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对内蒙古和辽宁境内出土和馆藏的红山文化玉器进行了系统研究,逐件多角度拍摄,真正领略到红山文化玉器工艺的复杂性及高超的艺术水准,令人叹为观止,邓聪教授曾用“鬼斧神工”四个字来形容和概括红山先民的玉雕创举。与此同时,我们深深感到巴林右旗所出史前玉器对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重要价值,进一步印证西拉木伦河北部的广阔草原是孕育红山文化崛起的核心区域,在今后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和综合研究中应予以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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